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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张家口市涿鹿县中华合符坛。杜船摄
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对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包容性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或混合，而是深层次、多元化且和谐统一的文化交融。这种交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构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各民族相互学习借鉴、砥砺融合的过程得以彰显。
高领双竖耳陶罐（红山文化时期），涿鹿县矾山塔寺出土。涿鹿县文保所收藏
（一）
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各民族相互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泥河湾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主要保存着距今万年至距今1万年较为完整的旧石器文化系列。可以说，古涿鹿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文明的摇篮。
涿鹿，见证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起始。黄帝、炎帝与蚩尤三大部族的汇聚与交融，不仅共同塑造了华夏儿女的血脉传承，更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基石。黄帝部族以卓越的智慧、坚定的勇气和创新性引领了更大的部族群体走向昌盛；炎帝凭借深厚的农耕智慧和对生命的尊崇，为这片土地上部族的延续发展带来了丰收的希望；蚩尤以其独特的技艺和强大的战斗力，捍卫了部族的安宁与尊严。这些交流与碰撞，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作为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关键节点，张家口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为不同文化对话提供了重要平台，不仅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还对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概括了中华民族历史基本框架，泥河湾的新、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和学术成就是其重要支撑。
张家口地区在中华文化和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见证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黄帝、炎帝、蚩尤等所代表的不同部族在涿鹿一带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与融合。这种交流不仅涉及物质层面，更涵盖了精神、信仰等多个方面。
正是经过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张家口地区孕育出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促成了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等多种考古学文化的交融。此种文化的交融，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更因其创新力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命力。
双孔月牙形石镰刀（红山文化时期），涿鹿县矾山塔寺出土。涿鹿县文保所收藏
（二）
文化的延续与演进，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历史，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文化底蕴。随着时光的流转与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对于这一课题的理解将愈发全面深入。
红山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自年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发现以来，学者经过深入研究红山文化的分布地域，认为它与黄帝部族的历史活动区域呈现出高度的重合。地理分布的一致性暗示着两者间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联系。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诸如祭坛、神庙、积石冢等遗迹，体现了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敬之情。这与黄帝部族倡导及日后畅行的信仰异曲同工，也强化了红山文化与黄帝部族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观点。
其次，红山文化出土的女神像及大量的玉器，揭示了宗教文明的起源。这些玉器不仅数量众多，类型丰富，而且工艺精湛，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红山文化出土最具代表性玉器之一便是玉猪龙。去年赤峰松山区彩陶坡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一件属于红山文化早期的龙形蚌饰，其年代远早于此前出土的玉猪龙。此发现也填补了红山文化早期龙形象的空白。这种文化符号的传承与演变，印证了黄帝部族与红山文化之间的联系。
深藏于中原腹地的庙底沟文化，是古老多姿的文明。作为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瑰宝，庙底沟文化以火烧制的彩陶，掀起了中国史前一次壮阔的艺术大潮。学者认为，庙底沟文化中有炎帝部族文明的遗存。虽然庙底沟文化中并未发现玉器文明和宗教文明的痕迹，然而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之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术研究者认为，蚩尤部族可能是后岗一期文化的缔造者。后岗一期文化与磁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承袭发展关系。年安阳后岗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位于遗址中层的龙山文化和上层的商文化。自古以来，龙的传人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而谈及龙的起源与传承，蚩尤部族与后岗一期文化均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后岗一期文化代表性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房址和墓葬，其中西水坡遗址的贝壳龙形图案尤为引人注目，暗示了当时人们对龙的崇拜或信仰。在后岗一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充分展现了当时人们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工艺水平。这些遗物为我们理解蚩尤部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的远古神话有很多起源于太行山。
司马迁是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伟大先驱，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自述：“余尝西至空桐（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不仅如此，中国三皇五帝的神话，早已成为中国和亚洲共同的精神财富。
骨针（红山文化时期），涿鹿县涿鹿矾山塔寺。涿鹿县文保所收收藏
（三）
涿鹿之地，历经两场战争，均为黄帝部族所胜。黄帝部族并未沉湎于短暂征服之欢愉，而是以和平的目光投向了更为辽阔之未来，吸收融合彼方卓越文化。黄帝部族采撷炎帝、蚩尤部族之精华，融会贯通，终成规模更大、活力强盛之部落联盟。
交融展现出宏大的规模和强劲的发展潜力。在统一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深度融合。融合不仅使黄帝部族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其独特优势，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前进。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研究，结论与历史传说高度一致。涿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印证了黄帝、炎帝和蚩尤三大部族的交融，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帝部族的这一做法，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的强大，不仅在于领土的广阔和人口的众多，更在于文化的包容和融合。
相传尧帝生于河北，在河北的大片区域，望都、隆尧、唐县、行唐等地均留存有尧的“行迹”，产生并流传下大量相关古史记载和传说，这些地名均以纪念他而延续至今。
尧在统治期间亲近氏族，设官治政，治理水患，制定历法，为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尧不仅承接了黄帝部落文化的精髓，还随着统治重心的变迁、区域的扩大，将之发扬出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着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几千年来，太行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山。
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往往以地理为基础，其形态既受地理因素的塑造，又因地域差异而呈现出多样性；其进程既受到阶段性政策的影响，又无法被历史的分期所完全涵盖。在认识民族交融史时，必须认识到这一文化的源头，以及源头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从涿鹿之战到统一于黄帝部落，这一历史进程凸显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戴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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