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玉林，又名安继章，号特达，年出生在河北省定县大瓦房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年考入河北省立第九中学。其间，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他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他关心国事，积极参加反对学校当局黑暗统治的学生运动，为校方所不容，同年底被开除学籍。不久，安玉林转到由教会开办的保定同仁中学读书，党的组织关系也从定县地下党转到了中共保属特委。在此期间，安玉林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更加坚定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积极参与反对学校当局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的学潮，要求言论、集会自由，并成立了“同乡会”，亲任会长，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列主义。
（安玉林）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性的反帝高潮迅猛兴起，安玉林和进步同学尤跃华等人组织南下宣传队，从保定出发，沿平汉铁路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同年10月，回校后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抗日会”。11月，安玉林和地下党组织发动了反对校方杨绳五（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田文卿（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的学潮，主要目的是争取中共地下党对学校的领导权，以便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安玉林和地下党的同志一起搜集整理了杨绳五、田文卿的17条罪状，印成传单散发到学校，还鼓励进步同学张学轲带头痛打了田文卿。这次斗争声势很大，遭到了反动势力的镇压。不久，安玉林再次被开除学籍。
革命斗争考验和锻炼了安玉林。根据保属特委指示，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安玉林回到定县农村继续从事党的活动。他在贫苦农民中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农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遵照县委指示，领导发动了砖路、只东、支合等村农民的抗租、抗债、抗捐税和借粮吃大户、抢麦抢秋等斗争，在定县南部还领导了打盐巡、抗官盐的盐民运动。这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为了保存力量，党组织及时提出了利用合法职业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应对措施。
年，安玉林受组织委派到砖路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找到同学张学轲，动员在砖路行医的张学轲的父亲兼营榨油业，以开油坊为名，开展地下工作。经多方努力，油坊在国民党定县保安团对面正式挂牌营业，雇工七八个人。安玉林从雇工中培养发展张学轲、张星五等人入党，并组建了党支部，砖路油坊成了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保护了很多革命同志。为了维持油坊的日常生计，安玉林变卖了自己分家时的土地、财产，投入到油坊生产中，在油坊正常营运后，除偿还贷款外将全部利润上交了中共定（县）、藁（城）、无（极）中心县委，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年春，中心县委遭到破坏，个别干部变节叛变，各级组织连遭破坏，革命斗争陷入低谷。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安玉林没有动摇，以油坊为掩护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年7月，几经周折，与保属特委取得了联系。8月，安玉林又与省委派来的直中特委成员李德仲取得了联系，重新组建了中心县委，安玉林任县委委员。遵照中心县委指示，他和张学轲一起，经过艰苦的工作，很快恢复和建立了清风店、不落岗、砖路、只东、大杨庄等定县北部和西部七八个村的党支部或党小组。同年冬末，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安玉林到会并作了发言，会议确定了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策略方针。
安玉林继续利用开油坊这个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不断壮大组织，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建立联络站和堡垒户。年，在定县北部组织领导了反恶霸、反黑暗、反贪污的斗争，动摇了由地主豪绅把持的政权地位。
年初，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定县准备发动武装暴动迎接红军东渡黄河，安玉林从油坊中抽出资金购买了一部分枪支。后因红军撤回黄河以西，武装暴动没有举行，安玉林将所购枪支全部上交给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大队。
年麦收前，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安玉林在集日、庙会等人员聚集的场所，鼓动群众抵制日货，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农历五月初五，安玉林借砖路庙会之机，亲自把油印的传单散发到学校和居民住宅区，还在戏台前向人群散发传单，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斗志。
安玉林在定县北部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正是这些党组织和共产党人的积极活动，点燃了定县抗日的“星星之火”，并很快在冀中大地蔓延。
全面抗战爆发后，安玉林关闭了砖路油坊，将全部机器设备捐献给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根据党中央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的方针，安玉林开始了恢复与发展党组织、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开展对敌游击战等项工作。年9月22日，日军占领定县县城，党的组织被冲散。在这紧要关头，安玉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到唐县马庄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协助刘秀峰健全了县委组织，同时制定了全县人民抗日斗争行动方案。同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王平、孙志远在阜平县接见了他，并交待了组建抗日武装的新任务。
安玉林从阜平接受任务回来后，和张学轲一起，以大、小王耨村为中心，在沙河两岸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大、小王耨村位于定县城东南20多公里，早在年代初期，党在定县的早期活动者孙志远等人就在这里开展过各种斗争，群众觉悟程度高，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安玉林首先成立抗日后援会，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为建立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年11月，安玉林在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王平及省委鲁贲等领导的亲切关怀指导下，在定县东部大五女镇宣告成立定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安玉林任政委。
为发展壮大这支抗日武装，安玉林不分昼夜，足迹踏遍沙河两岸几十个村庄，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并亲率队伍收缴恶霸、盐商的武器，偷袭李亲顾、北高蓬、邵村等日伪维持会，通过采取接连的行动，很快收缴各种枪支多支，第八支队士气大振，威名远扬，影响到周边各县，掀起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抗日救国热潮，队伍迅速发展到多人，成为冀中人民抗日的一支坚强武装力量，在开展平原游击战中，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年根据晋察冀军区指示，第八支队合编到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第六团，安玉林主动要求到基层，任该团第三营营长。
年4月，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安玉林调任中共任丘县委书记。任丘县地处冀中平原中部，京、津、保三角地带，战略地位突出，尽快开辟任丘抗日根据地，对开展冀中抗日具有重要意义。
自年遭敌破坏至年2月日军占领任丘城，中共任丘县地方组织虽有党的活动，但一直未得到完全恢复，党的干部很少。安玉林到任后，始终坚持“艰苦的工作只能吓倒贪生怕死的可怜虫，而决不会吓倒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革命信条，和同志们同心协力，努力工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正式建立了中共任丘县委，并相继成立了县抗日民主政府、县抗日游击基干大队以及工会、农会、青会、妇会等抗日组织和团体，在全县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70%的村庄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开展了查通行证、抓奸细、破坏敌人交通等项集中行动。
年9—10月，安玉林领导组织开办了两期农民干部训练班，很快培训出一大批抗日骨干，对全县干部队伍的迅速成长、群众团体的巩固以及充实加强区村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年，日军在任丘展开春季大扫荡，先后在全县重要村镇设立20多个据点。安玉林率领县委机关转移到农村，建立了区游击队，成立手枪队，开始游击抗战和流动办公。安玉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品质和为革命事业无私奋斗的精神，深深鼓舞着同志们，县委形成了一个坚强的堡垒，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年9月在冀中区党委召开的党代会上，安玉林被推选为冀中三分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
年5月，安玉林受冀中区党委委派与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社会部部长侯玉田、第二地委书记孙铭、第四地委书记吴健民等7人赴延安学习，骑马过山西同蒲封锁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鲁贲、吴健民等英勇牺牲，安玉林连人带马摔进封锁沟里，被马踏伤胃部，口吐鲜血昏迷不醒，后虽经及时抢救，但胃膜被马踏伤，落下了严重的伤病。抵达延安后，他带病进入马列学院学习，聆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教诲。年2月，安玉林转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尽最大努力贡献于国家和社会。每当病情发作，他总是用左手使劲按住胃部，坚持学习。在延安期间，安玉林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并于年4月23日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
年8月，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安玉林离开延安重返冀中工作，任冀中九地委副书记，在胃病越发加重的情况下，组织上多次提出要他休养治疗，都被他婉言拒绝。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和同志们吃住在一起，从不搞特殊化。他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的生命只要存在一天，就要抓紧这一天的时间为党的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年春，安玉林调任冀中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在公安工作中，紧密配合解放战争形势镇压敌特和土匪的清算复仇活动。年2月，安玉林积劳成疾，胃病急剧恶化，经组织再三劝说，于4月30医院，经医治无效，于5月5日下午1时病逝，年仅38岁。
安玉林早年舍弃富裕的家庭生活，寻找救国图存之路，志存高远，信仰坚定，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下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操守和事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耗尽了生命。其英年早逝，是冀中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他不幸逝世后，冀中九地委为他敬献了“人民的忠实战士”的挽联，以慰英灵。为缅怀安玉林烈士的革命业绩，年8月，定县人民政府在位于大瓦房村的安玉林烈士墓前敬立纪念碑一座，碑文以“永垂不朽”为题，铭刻了安玉林烈士光辉战斗的一生。
安玉林烈士墓
（位于定州市大瓦房村）
作者：薛亚红
来源：任丘市委党史办
原标题：《安玉林人民的忠实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