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公高是周初第一武将，其长子楷伯的封国不见于史书，但却屡见于中山国境内的出土文物，并显示其肩负征伐之责。唐宋的谱牒专著认为易氏是易牙之后；族谱则记载是毕公高之后，受姓于易水，曾居太原，而中山的疆域包括易水、太原；谱牒专著和族谱都载有“恺公”。出土的“中山侯钺”显示，中山肩负为周天子征伐之责。综合多份先秦文献考证，易牙应是中山国的人。《史记》将易牙、开方、竖刁列为“三奸”；但清华简表明，开方是卫文公。结论：中山可能是楷伯的封国，楷伯可能是易氏受姓祖，“三奸”纯属虚构。
中山国；毕公高；楷伯；易牙；易氏。
易富贤，《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
一、易氏族谱的记载
唐代官修官管的《元和姓纂》、宋代的《古今姓氏书辩证》（姓辩）和《通志·氏族略》、明代的《万姓统谱》，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最重要的“四书”，保存了很多古佚书的资料。但与正史对照，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错误，对其所载不可全信。这四书都认为易氏是春秋时齐国大夫易牙的后裔，都提到“魏”地的易恺，三书载有晋代易雄（《姓辩》未载），三书提“望出太原、济阳”（《元和姓纂》未载各姓郡望）。
《元和姓纂》《氏族略》的“魏雍州刺史易恺”，是指唐《晋书》中随钟会灭蜀的曹魏将领易恺；但晋《三国志》和宋《资治通鉴》认为随钟会灭蜀的是司马懿的外孙荀恺，而非易恺。《姓辩》的易恺是“后魏荆州刺史”。《万姓统谱》载有两个易恺：“周易恺，魏人”“南北易恺，魏郡人，雍州刺史”。
目前各地易氏族谱大都记载是晋代易雄之后，但对易氏起源却众说纷纭。湖南省图书馆和省社科院馆藏的湖南宁乡乾隆五年（年）的易氏族谱保存了最为丰富的先祖信息，其中朱听作于年的跋认为“自古有易国，后以为易氏”。易镇作于年的谱序认为“吾之先祖始居山西太原府阳曲县卧龙江圳上”。易绍孔作于年的谱序认为“吾易氏肇端于万（毕万公），（易雄）死节于晋”。易文庵作于年的序认为“我易自文王世子毕公高之后，食采于易而得姓”。易宗涒作于年的《渊源考》：“吾易本文王世子毕公高之后。毕万封魏，魏分晋地。而吾始祖恺公，魏之同姓，为上大夫，因食采于易，故赐姓焉。自后居太原阳曲之引龙江。”李天龙（掌修国史的翰林院检讨）作于年的谱序说：“易氏毕公高之后……易氏来自太原之阳曲。”也就是说，易氏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毕公高的后裔恺公担任魏国的上大夫，生活在易水，被赐姓易。湖南黔阳、长沙、湘潭、湘乡、浏阳、华容、醴陵，湖北麻城等多地族谱都载此说。
易心文在同治四年（年）江西宜春宜阳槎溪谱中认为，“吾族易水受姓”。该谱重印了明代进士易可久作于年的谱序，认为“易氏自南仲受封以来”。该谱载，宜春祠堂中，多处有“易水”“南仲”“太原”“春陵（易雄）”。江西万载光绪二十二年（年）谱重印了从乾隆八年（年）以来的各次谱的谱序，认为周朝时的南仲因征戎有功，被封在易水，以地为氏。乾隆九年（年）岳阳谱重印了易孟桦作于年的谱跋，认为“吾族上世受易为姓”。易其霈在光绪十三年（年）广东新会谱中认为，周灭商后，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渔于易水，遂以易为姓，殁葬太原，子孙居之”。但是正史记载，微子启被周封于宋国。因此，易氏不可能是微子启的后裔。
各谱对易氏起源的记载虽然有异，但却众谱一词：受姓于易水，后居太原，秦汉迁金陵、湖南浏阳，易雄的后裔在隋代从浏阳迁江西，唐宋分迁湘、鄂、桂、粤，明清再分迁豫、川、渝，目前这8省合计占全国万易氏的86%。
受姓始祖不可能是湖南谱所载的魏国（前年建国）上大夫恺公，因为此前已经有了易甲（公元前年）、易牙（公元前年）。《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易氏是一个古老姓氏，所胙之土在易水、太原，那么易水、太原属于哪个封国？谱载易氏是毕公高的后裔，毕公高的封国在哪里？易牙又是哪国的人？
二、易水、太原是中山国的故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易水歌》中的名句。长期以来，易水被误以为在河北易县，属燕国，但文献中的其他地名却无法据此对号入坐。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曲英杰考证，荆轲别燕太子在今天白洋淀附近；现今的易县在战国时不叫易县，叫葛城；安新和容城交界地带叫临易，为燕与赵之分界；易水分为南、北、中三条，流经临易汇入白洋淀。
可见，发源于太行山区的易水主要是属于赵国而非燕国。而在公元前年之前，易水则属于中山国。《史记·苏秦列传》也记载易水在燕国境外：“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朝鲜、辽东、林胡、楼烦、云中、九原、嘑沱河都在燕国境外。
古“易”“狄”“翟”互为通假，是蜥蜴的象形。太行山和从其东麓流下的几条易水，地貌似“狄”字。史书并称中山为狄、鲜虞、中山、翟，在春秋早期是一个疆域辽阔的超级强国。根据《左传》《史记》记载，其疆域包括陕北（雍州）、山西中北部（包括太原）、太行山东西两麓、易水区域，东与卫国、刑国、齐国、鲁国接壤。
《说苑·辨物》记载，中山“其国数散”。中山易散，可能是因为疆域辽阔，被高山分割，只好分为翟、肥、鼓、仇犹等多个属国，高度自治；散而能复，说明有统一的领导。《史记·宣公十一年（公元前年）》:“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可见，是赤狄领导“众狄”，但是这种领导比较松散，因此被晋国分化。
《史记·晋世家》记载：公元前年，晋国与翟国在啮桑开战，并记载晋国的疆域“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啮桑位于今天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西，应是晋国与北边中山国的边界。《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为了躲避政治陷害，“遂奔狄……处狄十二年而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当年流亡在狄国时，“余从狄君以田渭滨”。也就是说，重耳在中山生活了12年，期间曾与国君（可能是中山属国的国君）在渭水边打猎。清华简《系年》第六章记载：“文公奔翟……文公十又二年居翟，翟甚善之，而弗能入，乃适齐，齐人善之。适宋，宋人善之，亦莫之能入。乃适卫，卫人弗善。适郑，郑人弗善，乃适楚。”说明中山与齐国相接，重耳是从渭水边往东北，过太原，越太行，跨易水，然后去了齐国，再到宋国、卫国、郑国、楚国。可见，从渭水到齐国之间的广袤区域都属于中山国，该区域分布的白狄、赤狄、长狄部落都冠以“狄、易、翟”，也经常协同作战，应该都是易水中山国的属国（互相也有纷争）。《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年)》也记：“狄之广莫。”
清华简《系年》第四章记载，“周惠王立十又七年（公元前年），赤翟王留吁起师伐卫”。可见，当时中山国称王了。《左传》记载，公元前年，“狄侵我西鄙”；公元前年，“狄侵齐”；公元前年，“狄侵宋”；公元前年，“狄侵卫”。能够侵袭鲁、齐、宋、卫等国，说明中山的东部疆域与这些国家都接壤。
中山的地盘不断被晋国蚕食。公元前年，“晋侯败狄于箕。郄缺获白狄子”。晋襄公在箕（今山西省蒲县东北）打败中山，俘虏了中山国属国的国君。公元前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大卤、大原都是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说明晋国占领了中山国的太原盆地，说明此地分布的群狄部落是协同作战，有统一的指挥。《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公元前年,晋国“灭肥，以肥子绵皋归”。鲜虞的属国肥国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西南，说明晋国开始侵占中山国在太行山以东的地盘了。公元前年，“晋荀吴自着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晋国的荀吴从著雍（河南省沁阳县东）侵袭中山，到达中山的腹地中人（唐县境内）。公元前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围鼓三月……以鼓子鸢鞮归”。晋国攻打中山国，围攻中山的属国鼓国（晋州市），擒获鼓国国君鸢鞮。公元前年，“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中山人在平中（唐县境内）打败晋军。公元前年，“鲜虞人伐晋，取棘蒲（赵县）”。《古本竹书纪年》载：“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穷鱼之丘在今天的涞水、易县。《史记·樗里子传》记载：晋国的智瑶（公元前年—前年执政）灭了仇犹国（都城在今天的盂县县城）。
公元前年，赵、魏、韩三家灭掉了智氏，晋国公室名存实亡。晋国从中山国掠占的地盘基本都落入赵氏囊中。《史记·赵世家》：“烈侯元年（公元前年），魏文侯伐中山。”《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由于魏和中山间隔着赵国，魏不能强有力地控制中山，等到魏和赵、楚等国混战的时候，中山在前年前后乘机复国。公元前年，“翟败我于浍”，说明此时中山已复国。《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年，赵敬侯派兵“与中山战于房子（柏乡县至高邑县一带）”；公元前年，赵国“伐中山，又战于中人（唐县西北）”；为了防御赵国，公元前年，“中山筑长城”。最近几十年陆续发现了中山长城，其北起涞源县，进唐县，过顺平县，再转入唐县，最后进入曲阳县，在蜿蜒山巅和沟谷之间拐来拐去，总长度约89公里。公元前年，经过公孙衍（犀首）巧妙的外交斡旋，中山与赵、韩、魏、燕同时称王，史称“犀首立五王”。
《史记·赵世家》：公元前年，赵武灵王立下“今中山在我腹心……中山吾必有之”的誓言。公元前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石家庄市鹿泉区北)”。公元前年，赵国“合军曲阳，攻取丹丘（曲阳县西北）、华阳（曲阳县、涞源县西南）、鸱之塞（唐县西北倒马关）。王军取鄗（柏乡县北）、石邑（元氏县北）、封龙（元氏县西北）、东垣（正定县南）”。《史记·赵世家》：公元前年，赵国“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国所侵占的中山土地北边到达燕国、代地（山西大同与河北蔚县一带），西面到达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九原（包头市）。说明此前中山国在陕北和晋北可能还有大片领土。
《战国策·赵策》：“赵攻中山，取扶柳（衡水市冀州区），五年以擅滹沱。”《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八年（公元前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赵国率二十万之众经过五年的持续打击，于公元前年攻破中山国都灵寿，中山犒王逃往齐国，后死于齐国。赵国新立了尚王为中山君。
《史记·赵世家》：（公元前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赵国彻底灭了中山国，将末代中山国君尚王迁到肤施（今陕西榆林市东南、延安东北）。可见，太原盆地长期属于中山国，直到公元前年才被晋国占领。而易水流域则是公元前年中山亡国后才落于赵国之手。
三、中山国是周王室的王鞭
长期以来，史学界将中山国视为游牧民族白狄所建之国。但是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陵的文物，颠覆了这一看法。出土文物显示，中山是以周室制度卫道士的面目出现。出土文物印证了《史记·货殖列传》所载：显示中山国的制造业、工商业、娱乐业、饮食文化高度发达。其实《战国策·中山策》也记载，由于中山国君过于礼贤下士才导致亡国，因为，“如果任用士人，老百姓就会致力于扬名，而不存心于农耕和作战;如果拜访贤者，农夫就会懒于务农，战士就会怯于作战”。
战国时的《世本·氏姓篇》记载：“鲜虞，姬姓，白狄也。”三国的韦昭解《国语·郑语》：“鲜虞，姬姓，在狄者也。”也就是说，白狄中山与周王室同为姬姓，由于生活在狄（易）地，因此被称为狄。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义》：“鲜虞、中山，白狄，姬姓。”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滱水注》认为中山“周同姓”。当然，这里是指王族为姬姓。其实中山国境内分布着隗姓、乐姓等众多姓氏，而晋文公的外公狐突家族则是姬姓（与其晋文公一样都是唐叔虞的后人）。
周朝将宗室和功臣分封到邦国。邦国分“公侯伯子男”五等。肥国、鼓国等中山国属国与楚国一样是子爵，国君称“子”。齐、鲁、燕虽是侯国，但国君称“公”（比如齐桓公、鲁昭公、燕襄公），因为是周初“四圣”姜太公、周公旦、召公奭的封国。
周文王第九子康叔被封卫国时，摄政的周公旦（周文王第四子）作《康诰》作为卫国的治国法则：明德宽刑、爱护百姓。周公旦的长子伯禽被封鲁国时，以《伯禽》为治国法则，其政治任务是“昭周公之明德”。
周王室给康叔、伯禽分别赠送了康侯斧、封父弓，是两国的镇国之宝。出土的两件大致一样的康侯斧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者高10.3厘米、刃宽6.8厘米、重0.28千克，后者高9.1厘米、刃宽6.8厘米、銎宽3.7厘米，铭文都只有“康侯”二字，无征伐的警语。后面周武王的儿子唐叔虞被分封到唐地（晋国）时，受封的是鼓（教化）和盔甲（防御），并无进攻性武器，《唐诰》要求其行怀柔之策。可见，晋国也不肩负征伐的职责。
那么谁为天子征伐？中山国！在中山王陵出土了一柄“中山侯钺”，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长29.4厘米，宽25.5厘米，重2.3千克（是康侯斧的8.2倍），铭文杀气腾腾：“天子建邦，中山侯□作兹军钺，以警厥众。”钺面铸有5座山峰，钺柄铸有“山”字。中山王陵还出土了大量“山”字形铜器。
“钺”是天子的专用品或天子授予军事统帅的物品，代表天子和王权。当时只有周王才是“天子”，因此中山国是周天子所建之邦，肩负为天子征伐之责。战国时，中山已是弱国，但国君仍称“公”，比如《史记·赵世家》：“（赵献侯）十年（公元前年），中山武公初立。”《世本·居篇》：“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而周边强国赵、魏、韩的国君称“侯”。
中山王陵的鼎文记载厝王的父亲是成王，祖父是桓王。文献记载之前还有武公。厝王方壶的铭文：“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李学勤等学者将“文”定为武公的父亲，认为文、武、桓、成、厝是一脉相传，加上后面的犒王和尚王，共七代国王。其实中山国是周初的封国，在武公之前应有几十代国君。卫庄公是卫国的第30位国君，他的祷语：“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灵公。”前两位是最早的先祖周文王及其子康叔，后两位是卫庄公的祖、父。此处的“皇”应特指周王，而康叔是卫国始祖，称“烈（开基创业）祖”。那么中山厝王方壶的“皇祖文武”应指周文王、周武王。
周天子之所以把这个封国叫做“中山”，可能因为其地处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之间的“中山”（太行山、吕梁山），既可以防御北方民族的入侵，又能制约各诸侯国的“不臣”行为。中山国君肩负“国防部长”和“警察局长”之责。《左传》记载，自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这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各国被中山攻伐29次。
《史记·周本纪》记载：“王（周襄王）怒，将以翟伐郑。”“王（周襄王）降翟师以伐郑。”“以翟”“降翟”说明翟（中山）是完全听令于周王的“王鞭”。即便在被灭国前夕，中山仍以“王鞭”自居，中山王陵的铭文记载，公元前年中山以“正君臣之位”为名伐燕，得到周天子的嘉奖，“诸侯皆贺”。
晚清外交家和学者郭嵩焘在为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一书所作序中指出：“战国之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之枢辖，而错处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如中山者，抑亦当时得失之林也。”周室制度的卫道士中山国被灭，群雄制衡局面被打破，加速了周王朝的灭亡。一部中山国的衰亡史，也是一部周王室的衰亡史。
四、中山国应是毕公高长子楷伯的封国
周初的政治威胁来自东方，军事威胁来自北方。周公旦、姜太公、毕公高、召公奭是周初的四位重臣（四圣），理应被分封到战略要地。近畿之敌已被肃清，边远地区的威胁小，最棘手的是中部。为了镇抚东部殷商、东夷势力，封康叔在殷商故都建卫国，封姜太公到最东部建齐国，封周公（政治能力最强）到中间建鲁国。规律：宗亲（周公）近，功臣（太公）远；宗亲“屏周”，功臣“制夷”；宗亲“刚”（要求鲁国“变其俗，革其礼”），功臣“柔”（齐国只需“从其俗”）。
周王室将最东北的燕国分封给功臣召公。而燕国和王畿之间（包括中山国）是北方民族南侵的必经之路，有战略资源盐池，还能威慑各诸侯国，应由军事能力最强的宗亲镇守此地。因此，中山国不可能是异族（古有易国、殷商旧民）的封国。
中山厝王方壶载有“皇祖文武”，那么中山是不是周武王儿子的封国？当时武王的长子成王尚且年幼（由周公摄政），其他子更无力镇守中山。武王的另四子的封国分别是邗（扬州、泰州）、晋、应（平顶山）、韩（韩城、河津）。邗、应与中山相距甚远，晋、韩的疆域与中山国有交叉。
《左传》记载唐叔虞被成王封晋国时，并未授钺，而是授予周文王检阅军队时用过的战鼓和大辂车、周武王攻克殷商时用过的铠甲。公元前年，晋国执政大臣荀跞还对周景王抱怨说“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但是晋国当初却没有从周王室获赐足以镇抚社稷的明器。如果当初周王室将斧钺如此重器赐给了唐叔虞，荀跞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公元前年，史伯说：“武实昭文之功，文之祚尽，武其嗣乎！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也就是说，武王的儿子中，能继承其福祚的，将是晋国，而非应国、韩国。在此次对话中，史伯也提到了中山（狄鲜虞），但未视其为武王儿子的封国。可见，中山并非韩国。
能镇守中山的只有周初第一武将、周文王的第十五子毕公高。周武王八年，发动了决定性的“戡黎”战争，主帅就是毕公。“楷”与“皆”“稽”“耆”“黎”均属“脂”部字，所以它们之间均可借用。楷（黎、耆）国位于太行山，是殷商的西部屏障。此役之后，商朝大势已去。清华简《耆夜》记载周武王亲自举行“饮至”礼，欢迎毕公凯旋。
三年后，在灭商的牧野之战中，又是毕公率先攻入商都朝歌。《史记·周本纪》记载，在战后举行祭社大礼时，“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毕公辅佐了武、成、康三代周王。
“周初四圣”都有封国，但是他们需要辅佐天子，于是就派长子就封，自己在王畿内有一小片采邑，由次子继承，并世袭其公爵。比如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鲁国，次子周平公采邑周国、袭周公位；召公的长子克封燕国，次子采邑召国。毕公高在王畿内也有一个小封国，由次子毕仲继承。毕仲的后裔毕矩、毕桓、毕益都任周朝的三公。毕国绝封后，毕仲的后裔毕万到晋国为臣，公元前年被封于魏地；毕万的儿子魏犨被晋文公列为大夫，是为魏武子；魏武子的孙子魏绛得到晋悼公的重用，魏氏从此成为晋国六卿之一；公元前年，魏绛的四世孙魏桓子参与“三家分晋”，建立魏国。
《史记·魏世家》称：“高（毕公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唐代的《元和姓纂》也记载毕姓是毕公高的后裔，还记载毕公高有两个小儿子被分封在庞乡、潘，为庞氏、潘氏；毕万由于被封在魏，后裔以国为氏；魏姓有裔孙食采冯城，为冯氏；魏武子的儿子魏颗，被晋景公封在令狐，为令狐氏。而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京兆王氏是信陵君的后裔，而信陵君是魏昭王的儿子。
毕公高长子的封国不见于史书，但屡见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出土于陕西省志丹县的献簋（《殷周金文集成》）的铭文，释文众说纷纭，李学勤教授的释文为：“惟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亡尤，朕辟天子、楷伯命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他认为“献”是人名，是楷伯之臣。笔者认为“献”应是动词，释文应为：“楷伯命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大意是，楷伯派人献金车给周天子，得到天子的休赐。作簋告诫后人世代不忘进献天子。器主以身为毕家人而被天子休赐为荣。刘成群推测：“周王室考虑到毕公的功劳，把他的儿子封在黎国也未尝不可。所以献簋中的那个楷伯非常有可能就是毕公之子，同时又是新黎国的国君。”
第一代楷侯，除献簋的“楷伯”外，还有叔傅觯的“楷公”。第二代楷侯应是康昭时奚方鼎中的楷仲，仍称“公”。师趛簋记载楷国是姬姓国。献簋出土于陕北志丹县境内。害簋记载周穆王时楷国战胜驭（北方）戎的战争，载有“驭戎大出于楷”（北戎蜂拥入侵楷国），说明陕北、晋北属于楷国。《诗经·式微》《诗经·旄丘》都记载楷侯被北戎追赶，逃到卫国，说明卫国西侧的太行山属于楷国。《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公元前年，晋国指责赤狄潞国（山西潞城市）“夺黎氏地”“晋侯治兵于稷（山西稷山县），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说明楷（黎）国的疆域邻近潞城市、稷山县。年在山西黎城县出土了3件有“楷侯”字样的壶和鼎。这些楷国的区域全是中山国的地盘，楷（黎）国应该就是中山国的别称。
五、史书为何贬中山国
一些所谓先秦典籍，只字不提中山国的“王鞭”身份，而将其妖魔化为“中国”（中原诸侯国）的侵略者。其实这些史书，并非依据周室正史，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有些还被多次删篡。西汉司马迁编写《史记》时，有些也是依据被歪曲了的史料，比如《史记》记载“烽火戏诸侯”：周幽王为逗褒姒一笑，虚举烽火戏弄诸侯。公元前年，申侯联合犬戎，杀幽王，与众诸侯共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避戎寇，东迁洛阳。而据清华简（作于战国中晚期）和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烽火戏诸侯”是虚构的。申侯等立宜臼为周平王，但是由于他弑父、亡国，虢公等周室群臣却并未承认他，而是在携地立幽王弟余臣为周惠王，出现“二王并立”。当时是维护周室权威的畿内公族、近畿国（如虢、虞）和想摆脱周室控制的“中国”（如晋、郑、齐等中原诸侯国）这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前者支持周惠王（正朔），后者支持周平王。作为“王鞭”的中山国，其职责是维护周室权威。周惠王执政21年后被晋文侯杀害，但是其后9年周平王仍未获周室臣民的认可，只好在3年后（公元前年）东迁洛阳。
《史记·周本纪》：“平王在位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吞弱，齐、楚、秦、晋崛起，政令往往出于诸侯霸主。”比如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所并之国，包括了周文王兄弟（虢、虞）、儿子（霍、郇）的封国。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自己却是“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周王还不得不割地给诸侯霸主，比如周襄王就把河内、阳樊两地“赐”给了晋国。
在春秋早期，中山国国力最强。在公元前年，西周太史史伯就预测到这一点：“王室将卑，戎（秦）狄（中山）必昌”。史学界长期认为中山是北方游牧民族，秦人是迁自西部的游牧民族，但清华简《系年》则明确记载，秦人是商奄（今山东曲阜）之民的后代，周公东征之后被迁到邾吾山（今甘肃甘谷）。
《国语·周语》记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根据路程（而非亲疏）制定了不同的祭祀标准，戎狄可能是因为在边远山区肩负戍边任务，因此不可能如其他诸侯那样“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存在争议，是“始终听从周王的调遣”？《国语·周语》：“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公刘虽在戎狄之间。”不窋、公刘是周文王的先祖，当时还没有中山国和秦国，当时戎、狄是指地名，并非族名。后面中山和秦被分封到这些地区后，戎、狄也指族名、国名了。
中山国是诸侯称霸的路障。如果公布中山国的来历和“王鞭”身份，那么“中国”的史书就写不下去了。执政21年的周惠王也被从历史上抹去，周平王东迁时间被“提前”到公元前年。而能还中山国清白的周室典籍却已失传，这又涉及到另一次“二王并立”。公元前年，周景王暴病，遗诏传位于王子朝。大夫单旗、刘卷刺杀顾命大臣宾孟，立王子猛为周悼王。群臣怒，仍立王子朝为王。在晋国的支持下，单旗、刘卷又立悼王的同母弟为周敬王。王子朝居王城（应为正朔），为西王；周敬王居狄泉，为东王。公元前年，王子朝被晋国打败，携周室典籍奔楚，典籍失传。近年陆续出土的楚简（如清华简、郭店简、上博简、安大简），在逐渐还原历史真相。
六、为中山国的易牙正名
《大戴礼记·保傅》和王充的《论衡》将“易牙”记载为“狄牙”。《左传》载易牙和雍巫为同一人。《史记》也如此，《史记正义》引汉代贾逵的话：“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
《左传》记载，“白狄与君（秦桓公）同州（雍州）”；重耳与翟国国君在渭水边上打猎；公元前年，“狄伐晋，及箕（山西蒲县东北）”；公元前年，“晋人败狄于交刚（山西省隰县）”。《史记·货殖列传》：“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秦献公于公元前年迁都栎邑（富平县）时，还紧邻“翟”（中山）。《史记·赵世家》：公元前年，赵国“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山西大同与河北蔚县一带），西至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九原（包头市）”。这些说明，中山国拥有雍州的东北部，第一代楷侯的献簋就出土于此。先秦时期，胜利者常常“灭其国”而“不绝其祀”。赵国灭中山后，将中山国君尚王迁居雍州肤施，应是因为肤施是中山国的故地。雍人易牙应是中山国的人。
《韩非子·说疑》：“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那么看看易牙是为哪个国家“取”到了卫。关于卫国亡国的这段历史，《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的：“中山亡邢，狄人灭卫，桓公更立邢于夷仪，更立卫于楚丘。”《左传》记载的比较详细：公元前年，“狄人伐邢”；公元前年，“狄人伐卫……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史记》记载如下：“九年，翟伐卫……杀懿公……齐桓公以卫数乱，乃率诸侯伐翟，为卫筑楚丘。”清华简《系年》则是如此记载：“周惠王立十又七年（公元前年），赤翟王留吁，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睘，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卫人乃东涉河，迁于曹，焉立戴公申，公子启方奔齐。戴公卒，齐桓公会诸侯以城楚丘，归公子启方焉，是文公。文公即世，成公即立。翟人又涉河伐卫于楚丘，卫人自楚丘迁于帝丘。”
可见，《左传》的“狄”、《史记》和清华简的“翟”是《吕氏春秋》的“中山”。卫国被中山赤狄留吁部落灭之后，总人口只有人，确实是“亡”国了。后面齐国在楚丘是“更立”（重建）了卫国。而公元前年“取”到卫国的是狄人。
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中山王族是白狄，但是清华简却记载灭卫的是赤翟王。《史记·宣公十一年》也记载，赤狄领导众狄国。此前只有楚国在公元前年开始称王。《公羊传·僖公四年（公元前年）》记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中原国家）不绝若线”。可能是因为当时楚国和中山最强大，因此称王。
周代是胙土命氏，那么“易”（狄、翟）国的王族应该是“易氏”，易牙应是中山国王族的后裔。《吕氏春秋》认为“中山亡邢，狄人灭卫”，而《左传》将灭邢、卫的都称为“狄”。易牙应是作为内应到卫国为臣。
众多史书将易牙描述为“齐桓公三奸”之一。《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桓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宦者竖刁以厚献于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刁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
也就是说，为迎合齐桓公，易牙杀子、卫公子开方弃亲、竖刁阉己，管仲认为不合人情，临终遗言要齐桓公不要任他们为相，但桓公还是任用了这三人。桓公先立三子昭为太子，后答应易牙，改立长子无诡为太子。公元前年，齐桓公死，易牙立无诡为齐君。公元前年，宋襄公攻齐，立公子昭为齐孝公。公元前年，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立孝公弟潘为齐昭公。《吕氏春秋》《韩非子》也大同小异，认为易牙烹子献膳于齐桓公，后面与竖刁、卫公子启（开）方一起饿死齐桓公。这种说法可能是源自《管子》，但是胡适、梁启超认为绝非管仲之作，而是伪书，管子死于齐桓公之前，但该书竟载桓公死后事和一百七十多年后的西施。清华简表明所谓“齐桓公三奸”纯属虚构。
《左传》载，齐桓公的妹妹宣姜嫁给卫宣公，生公子朔。卫宣公去世，继位为卫惠公的公子朔还年幼，齐国就强迫昭伯（卫惠公的异母兄）与继母宣姜私通，“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卫惠公去世后，其子继位为卫懿公。公元前年，中山国杀卫懿公、灭卫国。外逃的五千卫国人寄居在曹邑，戴公被立为卫君，同年去世。《史记·卫康叔世家》：齐桓公“为卫筑楚丘，立戴公弟毁为卫君”。清华简《系年》载，中山伐卫时，“公子启方奔齐”；卫戴公去世后，“齐桓公会诸侯以城楚丘，归公子启方焉，是文公”。
《史记》的公子毁、清华简的公子启方就是卫文公，本名“启方”，朝见周王时，被告知“启强、辟强”是周天子才能用的名字，于是改名为“毁”；《左传·僖公十八年》也称之为“毁”；在汉朝避汉景帝刘启讳改为“开方”。也就是说，公元前年管仲去世时，卫公子启方已任卫君15年了。《左传·闵公二年》记载他是中兴明君：他穿着粗布衣服，戴着粗帛帽子，努力生产，教导农耕，便利商贩，加惠各种手工业，重视教化，奖励求学，向臣下传授为官之道，任用有能力的人。头一年，战车只有30辆，到末年，就有了辆。
但是《管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却说启方是侍奉齐桓公15年的奸人。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左传》没有记载管仲遗言、易牙烹子、齐桓公被饿死，而是这样记载的：易牙有宠于卫共姬，在寺人貂的帮助下，献美食给齐桓公而受宠，齐桓公答应改立卫共姬之子无亏为嗣君。桓公的另五子也争当嗣君。公元前年十月，齐桓公去世，易牙立无亏为齐君。公元前年春，宋襄公带领卫、曹、邾等国军队攻齐。三月，齐国人杀了无亏。宋国准备立孝公为齐君，遭到齐国四公子反对，中山也来救齐，但宋国仍在五月立了孝公为齐君。冬季，邢国、中山攻卫国。
当时齐国是最强诸侯国，各国都想影响其政策，或通过婚姻，或通过外交。中山国也不例外，因为齐国是中山的最大威胁。易牙成功游说了齐桓公改立无亏为嗣君。无亏是卫国的外甥，但卫国并不支持他，而是与宋国一起拥立齐孝公。但齐孝公继位两年后，就与中山在邢订立盟约，帮邢国策划如何对付卫国。齐桓公有六子参与嗣君之争，五人先后成为齐君，公子雍则逃楚。公元前年，鲁僖公率楚国援军攻齐国，把公子雍安置在谷地，“易牙奉之以为鲁援”。说明此时易牙还想扶持公子雍、影响齐政。公元前年，齐孝公去世，其弟潘继位为齐昭公。其时卫文公已去世两年了，因此《史记》“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是为昭公”是错误的。
成书于战国的《孟子》《荀子》也未载“易牙烹子”，而是盛赞其厨艺。孟子：“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说到美味，天下人都期望做到像易牙那样）。”荀子：“言味者予易牙（谈论美味，都赞许易牙），言音者予师旷，言治者予三王。”荀子并将易牙的厨艺和圣王的治国之道相提并论。可见，易牙是中山国的人，“易牙烹子”纯属虚构。易牙不仅是中华饮食业祖师，还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家，其政治生涯至少有26年（公元前—年）。但易牙不可能是易氏受姓始祖，因为到易牙的时代，“易”已胙土三百多年了，并且是国名（很多先秦文献称中山为“狄”“翟”），不可能到此时才为“易国”的一个外派之臣而命氏。
七、结论：易氏始祖应为毕公高长子楷伯
中山国被授钺，承担征伐之责；而楷国也肩负着抗戎的重担。中山国君称“公”，楷侯也称“公”。易氏族谱所载的南仲是官名，是周代负责征伐的卿士（“公”）。《诗经·小雅·出车》记载周王命令南仲到北方筑防城，荡平玁狁：“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诗经·大雅·常武》记载周王派南仲平定南方徐国叛乱：“南仲大祖，大师皇父……如雷如霆，徐方震惊。”毕公高的长子楷伯应是在易水受姓的易氏始祖。谱牒文献和易氏族谱的“恺公”，应该是指“楷伯”。迄今易氏历史已超三千年。
清华简《祭公之顾命》载，祭公（三公之首）临终向周穆王推荐毕桓任“三公”。《逸周书·祭公解》记载：“允乃诏，毕桓于黎民般。”似乎提示毕国与楷（黎）国有某种关系。《史记·魏世家》记载毕国绝封后，部分族人散落“夷狄”，可能是指投奔兄弟国中山。《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年）》记载：“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说明无终是狄族部落。而《左传·襄公四年（公元前年）》记载，“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也就是说，无终国（子爵）的国君派人到晋国，依靠魏庄子（魏绛，晋悼公的大夫）的关系，请求晋国和狄族和好。魏绛向晋悼公陈述了伐狄的弊端，以及和狄的“五利”。晋悼公听了很高兴，派魏绛代表晋国与狄族讲和。与狄族和好后，晋国国力大升，晋悼公要嘉奖魏绛：“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这似乎提示魏绛与狄族的关系不同寻常，维护狄族的利益。
三家分晋后，“赵北有代，南并智氏，强于韩、魏”。魏国与中山并不接壤，但竟然绕过强国赵国，占领中山二十多年，可能是因为魏与中山是“家务事”。后面魏国一直是中山的盟友。公元前年，中山国君甚至兼任魏国的相国。
太原曾是中山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易氏因此“郡望太原”。后期中山，齐国是其主要盟友。公元前年，中山犒王逃往齐国，应该有很多族人跟随，使得易氏“郡望济阳”。楷（黎）国/中山国的存在，将毕公高、楷公、南仲、易牙、易水、雍州、太原、济阳串在一起，将易氏族谱、谱牒专著、正史、出土文物统一起来。
结论：先秦中山国可能是毕公高长子楷伯的封国，楷伯应是易氏受姓始祖。易牙是中山国的人，“齐桓公三奸”纯属虚构。
注：此文载《社会科学论坛》年第1期第25—38页。
